万湖会议

除了短评外，再记几个细节。

1.让犹太人在登车之前签字交出个人财产，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还怀有一种秩序感”。

2.同作为一个法律人，最让我印象深的是Stuckart。他的思维模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海因里希反感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而Stuckart就是海因里希眼里的这部分人。“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Stuckart强调纳粹法律的重要性，强调要给人民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些都是法之所以成为法的基本因素，但是，纳粹法律是法律吗？恶法是不是法？这个法理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恶法的典型例子就是纳粹法律。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法……似乎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根本的正义仍然需要实体法来维护。（似乎如此，很粗浅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思考）。

不知道自己记得清不清楚，只记得纳粹有一位法学家，在专业上有很深造诣，但因为为纳粹政府做事，所以在法学界并不承认这个人的名声和地位。好像是Stuckart？还是另外一个人？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包括Stuckart反复讨论混血犹太人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思维，他自己说的“有勇有谋”，想的很多很深。但是，作为法律人的他，有术无道！有术无道！

一个典型的会议过程，会前准备、召开会议、会后工作；筹备，酝酿，谈心谈话，开会，小组讨论，行程决议，整理资料，太细了，细的连桌签、纸笔都准备的恰到好处。

不得不说，效率真高，各个部门代表各方利益，而会议的目的又是通过处理犹太人提案，不管是妥协还是威逼利诱，主办方还是下了大力气的。

电影很简单，就是开会，也没啥演技，没特效，没好配乐，布景也是简单，不值得这么高的评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分。

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的《万湖会议》，曾先后经历过两个版本的影视化改编。84年的德版因为年代久远一直默默无闻，真正让其为公众熟知的版本来自01年的英美翻拍。

时隔20年后，德国人再次将这场臭名昭著的会议搬上电视荧幕（新版为电视电影），凭借对事件事无巨细的还原，影片再次于看似波澜不惊的叙事中，向世人揭露了纳粹德国的滔天罪行。

故事起源于柏林西南部的一处郊区别墅，这栋别墅原本隶属一家制药厂，后几经易手，于二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的休养所。

前来参加万湖会议的德国官员，除了有当时负责主持会议的党卫队上将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外，还包括在东线执行犹太人清除计划的纳粹高级将领若干，以及在国内司法部担任要职的文职官员。

了解这场会议核心议题的人心知肚明，它的召开牵扯到1100万犹太人的性命，此后，纳粹德国将对他们进行批量化集体大屠杀。

不过出于行政和国际影响层面的考虑，当权者并不打算对计划做过分露骨的表述，而采用所谓的“官方用语”加以漂白。

于是，当这场涉及种族清洗的邪恶计划经文书一番修饰过后，就成为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要讨论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不容易，因为首先从技术层面而言，要完成如此浩大的灭绝计划，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考虑到万户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在1942年1月，此时美军已经就珍珠港事件对轴心国宣战，德国东线也面临苏联方面的军事压力（列宁格勒保卫战后，苏方由守转攻），战略物资调配牵扯的运时运力问题，让德军再无更多精力顾及对犹太人的清算。

更不消说，这批等待“处理”的犹太人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德国内部。

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视角，去详细审视纳粹德国在种族清洗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关乎人道及伦理层面，还涉及非常复杂的血缘及历史问题。

因为移民的关系，定居德国的犹太人已经与日耳曼民族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就包括联姻。

混血的出现，让当时的德国境内已涌现不少拥有1/2或1/4血统犹太人，按照法律规定，这批人并不在政府的清洗名单中。

一来是因为他们和纯种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沾亲带故，二来则因为当中有一部分人正在纳粹军队服役。另外别忘了曾在一战为国出征的老兵，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拥有犹太血统。

如何处理这部分人，成为清洗计划里异常棘手的一部分，一旦管理不当，搞不好会造成内部局势紊乱，形成不必要的恐慌和反抗。

所以在高层的提议下，德裔犹太人并未被批量送往环境恶劣的东方集中营，而采用新办法，要求对本国犹太老兵进行国内集中隔离的同时，对正在服役的犹太裔军人，采取强制绝育的办法，形成有效的种族净化。

如此一来，既解决了战时的运力问题，又能长远杜绝联姻带来的基因池污染。

讽刺的是，贡献这条提案的官员不是身处灭绝前线的一线军官，反倒来自看似文弱的文职人员，而他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身为执法者的尊严（反对者认为对犹太血统的彻底根除，将影响否定这项提议的法典合法性）……

在这套尊严面前，犹太人的性命是可以被交换，甚至可以讨价还价的。不光执法人员拿犹太人的性命维护自己那可笑的职业尊严，一线军官也在为到底该先处理积压在东线的犹太人，还是从西线运输过去的犹太人下手争得面红耳赤。

这类争执的重点永远不在于犹太人的性命，而在于如何更高效地提高灭绝后者的效率。虽然大家在对待灭绝程序存在分歧，但争论的方式，总是以漫不经心的语调展开，看得旁观者不寒而栗。

当个体尊严和价值无限让度于独裁统治，迎接个体的，只会是越发得寸进尺的压迫和剥削。让人绝望的是，面对威权的压迫，大部分受害人除了被迫接受即将到来的命运，别无他法。

于是，执掌他人命运之轮的一方得以随心颠倒黑白，将恶行合法化，并罔顾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的人伦与道德，成为极恶之道的代言人，肆意玩弄着是非曲直。

有关这种恶的表现形式，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其平庸之恶的表述中，曾有过非常深刻的见解。

对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平庸之恶的出现当然百害而无一利。但对归附于不道德体制的个体而言，ta总能凭借体制赋予自身的他者化冷漠，形成某种程度的自圆其说，而解除个人在道德层面的反思。

万湖会议某种意义上就是平庸之恶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在这场针对犹太民族的集体审判中，握有生杀大权且自诩正义的一方，罔顾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真理，擅自对另一方发动圣战式的毁灭清洗，整个会议期间，人们谈论起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仿佛那只是某种无关痛痒的任务，而并未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算入其中。

当漠视少数人生命的思维被一个民族普遍接受并被认同，迎接被制裁一方的，将是彻底的人道灾难——各大集中营的毒气室，最终成为这场灾难的历史见证。

时至今日，《万湖会议》再度翻拍的意义，不光是为了提醒着我们那些发生在历史中惨绝人寰的事件，都是如何被策划并被顺利执行的。它同时让我们目睹了人性可以在缺乏道德约束的环境下糜烂到何种地步，并警示着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但电影能发挥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随着经济下行带来的欧洲右翼势力与民粹的抬头，历史似乎正在以某种讽刺的方式“重演”。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当潘多拉之盒重新被打开，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而那些未知，将交由时间给出答案。

撰文 / Zed

策划 / 轻年力量

德语中，复合词是一大特点。它让德语能够通过简单的叠加创造新词。这种造方法虽然在英文里也有（如football, schoolgirl这种），但永远不会像德语一样能够如此随意地将任意数量的单词写在一起。一个极端的例子：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Donaudampfschifffahrtselektrizitätenhauptbetriebswerkbauunterbeamtengesellschaft，这个由8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是吉尼斯纪录上最长的德语词。其实不过就是Donau（多瑙）dampf（蒸汽）schiff（船）fahrts（运输）elektrizitäten（电气）haupt（总）betriebswerk（车间）bau（建造）unter（附属）beamten（管理处）gesellschaft（协会）这些名词叠加起来而已。

因此，但在这一点上，德语与中文其实极其相似，相似到甚至会产生“恐怖谷”的效应。（unheimliche Änhlichkeit, ich würde sagen）。我甚至在想，这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有语言学上的论证，是否还可以追溯到某种官僚性体质对语言的影响。

die Judenfrage, 不是the problem of the Jews, 不是 the Jewish problem，是而Juden（犹太人）Frage（问题）。

der Judentransporte，不是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Jews，而是Juden（犹太人）Transporte（转运）。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不是 the concentration camp，而是Konzentrations（集中）Lager（营）。

die Endlösung，不是the final solution，而是End（最终）Lösung（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造词的方式，创造概念、名词、机构变得很加容易。如果“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出现在英语中，我只能想象它成为《Yes, Prime Minister》中的一个讽刺段子。但在德语和中文中，虽然略显冗长，却并不违和。通过复合词的形式，一个可能有些不合常理和荒缪的概念在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性。与此同时，组成语言的单词却又保持了相对的纯洁。Konzentration, Lager, End, Lösung 本身的意义没有被污染，依然能够很好地在任何语境中被中性地使用。也正因如此，这些复合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迷惑性，没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犹太人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需要被转运？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并最终将这个问题解决？就像万湖会议在短短90分钟所讨论的一样。

1.从西到东进行梳理，将犹太人集中到东部集中营。军事斗争和种族斗争是一体两面。

2. 为什么要签资产放弃表？ 因为离境并不是自愿的，履行手续会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走好程序的意义，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仍怀有秩序感。

3. 谁有用、谁就留下来。

4.大多数犹太人从事的是贸易或私营业而不是体力劳动。

5.副总指挥好会拔高问题，画大饼，会讲话，不愧为大领导。

6.针对二分之一犹太血统，施图卡特博士只能想出绝育的办法了，说他稍微有点仁慈吧、但又同意灭犹。

7.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8.奥斯维辛毒气室焚烧炉都听过看过类似电影，却不知道幕后是这样计划安排的。

《万湖会议》是一部冰冷的电影。

“冷”是故事发生的季节，是电影的基调，是电影中人的态度，也是观影后的感受。

1942年1月的柏林很冷，但是最冷的还是莫斯科的冬天，相信当时的德国士兵深有体会。

正因为那个寒冷的冬天，苏联红军击败了德国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

“莫斯科保卫战”粉碎了希特勒“闪电战战无不胜”的神话，无论对希特勒本人还是德国军队都是重大的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因素下，被希特勒钦定为继承人的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国分忧”，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万湖召集14个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实施“犹太灭绝计划”。

这部电影并不长，只有108分钟，但是看的过程中，感觉时间很长，因为它所囊括的信息量很大，而这些信息所指向的是600万人的犹太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既定历史很难不让观众动容。

也就是说，作为观众，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冷静的语言背后的残忍含义。

这就不得不提到“语言的粉饰性”。

比如“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犹太人灭绝计划”；比如“生物意义上的消除”就是“犹太大屠杀”；比如“就地解决”就是“立即枪毙”；比如“隔离区”就是“集中营”；比如“舒适的安乐死”实际上是“毒气杀人”……

当这些纳粹高层用如此如此文明、如此优雅、如此中性的词，述说一场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计划的时候，肯定会引起人心理上的不适和愤怒，因为这是对600万生命的侮辱和亵渎。

“语言的粉饰性”显然带来了“语言的罪恶感”，语言本身没有罪，是使用语言的人有罪。

不过，这些纳粹高层并不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德国“反犹主义”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有法律支持，比如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其实就是“反犹太法律”。

不得不说，德国是一个严谨的国家，他们尤其注重秩序感。

哪怕在做如此反人类的事情，他们一切都按照法律来，按照规章制度来。

这种秩序感，不仅使他们的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可以令犹太人心安，以便更好地管理。

比如他们会让犹太人签字自动放弃资产，让他们排队等候那一辆辆即将驶来的“死亡列车”。

可即便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还是会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尤其长时间面对“灭绝”、“屠杀”这样的字眼时。

所以，为了避免精神压力和精神负担，他们心照不宣地使用文明语言。

这时“语言的粉饰性”，其实是一种自我洗脑，自我欺骗。

他们使用一些中性的词语，比如“运输” 、“转移”、“解决”、“处理”，好像工作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货物。没错，他们就是一遍遍通过语言洗脑，把犹太人不当人看，当做货物一样处理。

这样，他们就能更加理性地应对自己的工作。

众所周知，德国人对待工作是非常严谨认真的。

电影中，工作最认真的无疑是艾希曼。

它是“犹太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也是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的代表人物。

这位其貌不扬的男人，从他与领导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性格古板，没有幽默感。

整个过程他像个机器人一样面无表情，声音冷硬，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

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看得出来不管是他的直接上司海因里希·穆勒还是他的大boss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他都非常重视。

他在讲述“犹太大屠杀计划”的时候，充分展示了他的专业性：不仅能说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能补充很多的细节，比如每车厢容纳多少人，每个毒气室可以杀死多少人，而这一切都是他实地考察后的结果，秉持着经济、高效、可行的原则。

这种人在和平年代是工作非常可靠的员工，在纳粹德国是非常得力的“帮凶”。

如果说，“语言的粉饰性”是一种思想上的自我欺骗，一种自我合理化，那么“技术的高效性”则是一种行为上的自我欺骗。

人毕竟是人。哪怕他再冷血，如果长时间地做一个刽子手，面对着鲜血和断臂残躯，也会引发生理不适和精神疾患。

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用毒气室，一是这样高效省时省力省子弹，不给前线增加负担。

二是这样可以避免刽子手和受害者直接接触，也就是刽子手可以在空间上实现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远程控制别人的生死，只需要按下开关按钮。这样不用看被屠杀者死前的痛苦惨状了，也就没那么大的精神负担，也就尽可能地减少精神疾患问题。

总之，不管是“语言的粉饰性”还是“技术的高效性”，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对人的异化。它只会让人变得更冷漠、更残忍、更疯狂。

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对犹太人残忍冷漠，对自己人却细心体贴。

影片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那个牧师家庭出身的博士。

他习惯性地悲天悯人，看起来最富有同情心。为此，他被年轻士兵所反感，认为他总想让人陷入到道德困境。

后来，他解释道，他关心的不是犹太人，他关心的是担任刽子手的年轻士兵会有精神疾病。

他看起来最为年长，甚至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和犹太战友并肩作战，但他也是一位坚定地反犹主义者。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犹太人凭空消失。这可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只是不想给自己国家的士兵带来精神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这些高层领导，如此坚定一致地“反犹”，才是最恐怖的。

他们如此坚定、如此认真、如此冷静去做这样一件种族灭绝的事情，把他当成一种理想去实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利于千秋外代的事，并因为能够参与其中而由衷地感到自豪。

他们的一致性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强大和疯狂。当集体作恶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哪怕二战结束后他们被抓捕、被审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正如《朗读者》中的安娜一样，她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都没有觉得自己有罪。

他们如此冷静地处理，说明他们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做的事，肯定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

所以，尽管摄影机最后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特写镜头，你依然会觉得这种谴责和批判是无力的。因为你知道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会议。

这是影片最后给人带来的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