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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不适和困惑
最近看纪录片上了瘾，粗粝的影像下有着美丽真实的生命。
写《龙哥》、《麦收》的影评很难，她们都是真实的人，不是演员，安稳地坐在屏幕之后敲打键盘肆意点评他人的生活，把他们放置在被研究者，点评者为研究者的位置之上，怎么都有点不对等。
洪苗是一个如虎妞一样，咋咋呼呼、能干、泼辣的女人，如野草般生命力顽强。病恹恹的父亲说：“洪苗就是没文化，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早就闯出来了，是个有文化的也好，也会是个能人。”父亲生病，家庭经济有缺口，文化程度不够，一出门就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从河北老家搭车到北京，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做“性工作者”。
她们也有爱情。格格遇到宝爷，就会从霸道狮子变成温顺绵羊，特别嗲，手里叮铃作响的电话成为“烫手山芋”，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洪苗与许金强一天三四五个电话，宝宝来宝宝去。这是孤独者的“形影相吊”，人都是社会化动物，即使再独立、沧桑的人，都会需要一个能陪伴着，讲讲话的人。洪苗一开始就跟许金强强调：“千万别对我动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比起许金强在镜头前介绍塔吊工作的自豪神色，被污名化的“性工作者”使洪苗注定会成为感情中被放弃的一方。结尾许金强去嫖娼，洪苗以一句“去他妈的”，结束两人的关系。即使是互相陪伴，也必须如锁扣一般，单独一对，参杂另一个人，都是亵渎，“妓女”的爱情，也是有尊严的。
洪苗的尊严还体现在她和两个卡车司机吃饭时，左边司机随口带出一句侮辱女性的脏话，她立马变脸，直接说道：“想联系就联系，不联系就拉倒”，不做这一单生意也不会亏。此时左边的司机不以为意，不想道歉。中间男人开始当最讨厌的和事佬，活跃气氛。他问左边的男人：“你有钱吗？”既然没有男人最耀眼的装饰，钱和权力，何必在这里给女人摆脸色，他可能混得如此失败，唯一的能耐就是向底层被剥削的女性随意飙脏话了。洪苗的反问体现出智慧：“这和钱有关系吗？”其实没有，这和对于她作为人本身的尊重有关。
电影里的性工作者，每一处的动作都是在为后面的情节服务。生活里的洪苗不是呀，她就是自然而然的自己，给家里钱，跟妈妈开玩笑“返十张”，在爱情里不因为自己的工作看低自己，该断就断，不留恋。回家时会戴上眼镜，伪装成从城市回乡的知识女青年，爸爸生病，焦虑地不停抽烟。开心时还会叫上姐妹去玩鸭子。
观看完这部影片，同样作为女性，感受到震撼，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对于拍摄的主体，暴露出她清晰的面貌、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具体到XX省XX市XX县XX镇XX村的家乡。社会本来对于性就处于一个完全污名化的状态，女性作为性工作者，不是被理解被接纳被帮助，而是被完全的唾弃。她成为性工作者，只是小范围的事情，在她离开北京之后，可能会成为隐藏的过去。但是随着本片的传播，不仅她的家里人会知道，同村镇的人都会知道，众口铄金，她们全家都会生活在污言秽语之下。她的悲惨过去被电影永远的记录了，被大众媒体放置在可点击观看并重复回看的位置之上，这对于一个女性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于一个家庭是不可承受之重。可能洪苗永远都不会成为那个结婚的女人，有资格给爷爷奶奶的坟头上香。
即使被预设洪苗是默许影片的，但是纪录片应该是有道德的，这和嫖客对于妓女的性剥削没什么两样。
2 ) 我们只是一群躲在镜头后的窥视者
一直在想，洪苗们哪来的勇气走出了踏上这条路的第一步，也更是在钦佩洪苗们毫无保留的出现在别人的视野里，价值观里的勇气。嫖客说：要想别人尊重你，你就得先尊重别人！洪苗说：这就是生存之道！我觉得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生活诠释着这两句话。可是，他们也只是这个尘世中的一粒微尘。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把我们的那种所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残忍的赋予在他们的身上了。因为，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作为换取生存的工具，如果你有钱。
洪苗爹说：洪苗如果是个男娃，必成大器！洪苗如果多有点文化，必成大器！可是，这都是如果......我不知道此片之后的洪苗们身上会发生些啥，我也不知道洪苗们的社会关系们会如何残忍的对待他们。这......没有假设。
导演只是一个记录者，没有半点情绪，直到如镜头一遍遍的扫向那块麦田时，我想他也只是想告诉各位，麦收了！生活依然故。我们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去看待别人和所谓的你那个”世界“。那就请吧，各位！拿出你出色的表演，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保持一颗互爱的心去感知别人，爱别人，但永远不要试图把自己的那一套搬进到别人的”世界“中，冷静点！我们只是一群躲在镜头后的窥视者！
3 ) 麦收
徐童的"游民三部曲"第一部，也是最具争议的一部。非议之处不是来自镜头对准了妓女这个群体，而是导演在没有知会主人公的前提下将她们许多隐私公布于众。完全没有遮挡的脸部特写，她们的日常作息接客内容，甚至连详细家庭地址都一一曝光在镜头前。或者应该庆幸纪录片拍于2008年，那个网络人肉还没如今这么膨胀恐怖，人潮汹涌的微博还没出现的年代 ——她们得以有时间和空间上喘息缓冲的余地。 几个年轻的女孩，坐在一张仅仅用四沓砖头支撑的薄床上，大大咧咧的讨论昨天的生意。不施粉黛的脸朴实无华，看不出任何印象中的妖艳狐媚。只有在她们夹杂着各自方言口音的普通话里，那些粗鄙俗落的字眼中感受到了一点风尘的气息。从猎奇的角度来说，这一段是最"精彩"的部分。 性工作者之间的谈话，是最接地气，也最多实际内容的一环。从来往的客人职业，看得出她们身处的地理位置；从过夜费的高低廉贵，也大概能衡量出当地物价的大概水平；形形色色的风吹草动，可以判断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生意也随着季节的更迭人流的聚散，而变得时好时坏。这里凝聚着底层边缘人物的喜怒哀乐，这是一张活生生的城市晴雨表。 镜头里的人物不只是小姐本身，还有他们背后的老鸨与客人。老鸨的上下疏通能力与疏财敛财，很大程度决定着这个群体的规模和大小。三五成群似流莺，树大招风惹仇家。她们彼此之间了解不多，像一撮抱团的柳絮，像一个城市最边缘的年轮，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延伸扩张，她们随时会消失在变更的轨迹里。 许多女孩身上带着浓浓的江湖气息，做事雷厉风行恩怨分明，会为姐们两肋插刀，也会为了某个上心的回头客争风吃醋。她们排解着男人的寂寞，她们也是寂寞侵蚀的对象，客人找她们，她们找鸭子，用肉换钱，用钱买笑。大多数客人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钞票上还渗透着汗滴，城市的余温就在这钞票间传递着，像麦田里的流水沟壑。 这是一个被法律和道德所禁忌不容的族群，但又存在于你我的周围，在深夜里闪烁着点点幽幽的暗红。来自农村，低学历，家境困难，是她们共同的标签。大家从各种报刊杂志小视频里能经常阅读到她们的身影，和各种电视剧里的高大上白领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同样生活在京城，大概这帮属于"北京女子图贱"。人有三教九流，小姐也分倌魁妓娼。达官贵人间左右逢源的红牌佳人，是风月场所里的凤毛麟角，民工工棚旁边安顿，朝迁暮夕的她们更像是游民们互相依偎的篝火。 导演把镜头更多的留给了她们是一个普通人时的生活。当他们抛开了金钱关系，像朋友一样坐在一起吃烤串喝啤酒时，看不出任何的不同。男女之间的交谈，一旦超越了性的拘泥，肤浅的交谈容易让男人阵脚不稳，显得胆怯和畏缩。她直言不讳的指责男人，用鄙夷的语气回敬着对方不经意里透露的优越。有时候，同情是同类中最清高又无用的东西。 她们有着同龄人同样的困扰，青春宝贵四个字在她们身上尤其明显。用更短的时间赚更多的钱帮补家庭，找个合适的对象嫁了，都是刻不容缓的主题。对于爱情，她们说无所谓了不上心，真陷入其中时依旧会黯然伤神。更多的时候，女孩保持着沉默，纪录片忠实的记录着这份无言，很容易将自己代入其中。除了观众，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 纪录片画面拍的粗糙，大概和当时的设备有关，颗粒明显，时而躲闪摇摆，颇有地下影片的味道。但后期却被剪接得很有趣，"生猛，鲜活"。脚底的玩具警车爆了胎被踢到一边，田地里茂盛的麦穗迎风摇曳，女孩光洁的脚踏在泥泞的土壤里。这一边，医院里躺着奄奄一息的父亲，淅淅沥沥的愁人阴雨，镜头一转，是生机盎然的庄稼地。麦收季节中女孩两种不同的身份在城乡来回穿插，支离破碎的是外面的世界，完整的沉甸甸的留在了家里。 导演从接触拍摄这群小姐的日常开始，仿佛打开了一扇大门。游民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看起独立成篇，个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4 ) “流动的盛宴”
好闺女之外，妓女是苗一体两面中的不体面。片子没有交代苗为什么做出了这个常理下不明智的选择——镜头里落后的农村、老病的父亲或许能稍作解答。工作即是出卖身体，没有什么贵贱高低。可潮流的音乐，大红大紫的铺盖并不能为她换来一点体面。因“歇逼”而生气的苗，放出的狠话也不过是“你要是有兴趣，就打电话联系我，要是没有，就滚他妈的”。只有偶尔的泡泡鸭子，能让她汲取一些尊严。苗当然也渴望不与金钱挂钩的感情——于是她不可抑制地沉溺在与强的电话粥嘴贫中。苗用着当年的流行语警告这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你千万别对我动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临了，曹大夫用严谨的医学知识宣判了苗老父的死亡，强则用一句浪漫的“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一颗流星”给爱情下了最后通牒，我们不会知道，苗究竟在为何落泪。臭男人将情节推向了极端的戏剧化，然而可怖的是这是纪录片，是一米巷里潜藏的真实。当年第一次走近炮房的时候，苗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陷进去以后该怎样逃出来？豆友懒画眉的影评里说：“流动性给人以某种可以改变命运的幻觉。但更多的事实还是随波逐流的无力感。”得过普利策奖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里则有这么一句话：“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分割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和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和滋养。”流动性予苗们这些“外地来的”以希望，恶劣的生存环境又夺去了他们成家的可能，隐私与安全感自然要么沦为敝履，要么成为奢望。这也是为什么城中村蕴存着无限的叙事可能。
转场很有想法（尤其是警车隐喻），从琐屑的生活素材中剪辑出思路清晰的纪录片，也很见功力。关于这部片涉及的道德伦理，不想也没有资格去谈论太多。只是烧烤摊外苗接电话时导演那句“扬声器”、苗接完分手电话后“到底怎么回事”的质问，抹杀掉了这位精神嫖客的最后一丝温情。
5 ) 当妓女的姑娘 以及我自己
这部叫《麦收》的纪录片讲的不是麦收，讲的是一个当妓女的姑娘。
她在河北农村的家，她的在同一个老鸨手下的同伴，她在街边理发店的工作，她的从嫖客变成的男朋友，她和姐妹租的民房，她们的粉红色炮房，她的靠她养活的父母，她的话语，她的日常。
不是个敏感小家子气的女孩子，所以能做这样的工作。但也许就是习惯。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工作也就是工作。
嫖客变成男朋友后就有了感情，当男朋友又去嫖别的女人，爱笑的姑娘也会流泪。
民房是郊区小镇街边没有装修过的房子，门前拉着绳子晾衣服。水泥砌的水槽里放着脸盆，龙头里没有热水。小镇的街上尘土飞扬，一下雨满地都是泥。姑娘去检查身体的医院墙上贴的白瓷砖，窗台上有灰土。医生的办公桌边挤满了人。
姑娘有时候穿吊带背心，有时候穿运动装，有时候穿套装，有时候穿绒衣。都是街边上小店里最普通的衣服。
我下了班以后找出这部片子来看，三米问我看什么，我说我看一部讲妓女的片子。他也来看。我们就并排坐着看。
我说，就是一份工作。山米说，是，就是一份工作。
每个人都要工作来维持生活。在中国是这样，在这里也一样。
我用我的电脑工作，山米开车到一个店里去工作。我不工作的时候就带着孩子，我工作的时候山米就排班轮休，在家带着孩子。
时间刚好凑起来，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共同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们已经两三年几乎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了。
但是这就是生活。我们不知不觉就过到今天这样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有时候也会有点闷。但是孩子一天天迅猛成长，丝毫不会等人。生活不知不觉又会变成不同的样子。
我们也都算走过山重水复，这点生活经验已经有了。
只是看着这个姑娘去的地方，住的房子，见的人，说的话，就知道我们俩都起了一样的心思，我们的思乡病又犯了。
脏兮兮的医院，没有热水暖气的房子，灰扑扑的街道，昏暗凌乱的夜宵烧烤摊子，看起来一点都不美好，可是心里觉得亲切。
哪怕其实我没有真正那样生活过，可是那样的生活曾经三百六十度包围着我，浸润着我，不用刻意去看去听，那样的生活曾经是我呼吸的空气和流淌的热血。
我所说的那样的生活，是我人生中见识过的第一种生活。
姑娘住过的简陋房子，我小的时候也住过。姑娘和朋友们去吃的夜宵摊子，我生活过的小城里晚上到处都是。我那时候是好孩子，漫长的青春里竟然只吃过两次宵夜，一次和同事，一次和同学。但是山米吃得多，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日夜颠倒着过的。姑娘的男朋友在建筑工地上开塔吊，我当然没有在建筑工地上的工作经验，可是我的叔叔婶婶和我的堂姐堂妹都常年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挣钱。我的叔叔有一年还白做了，老板跑了，工资没要到手。
姑娘去看病的医院，和我去过的医院没有两样，我也在医生的办公桌前焦虑过，烦躁过，和人推搡过。姑娘去找鸭子的KTV包房，和我们同学聚会时去过的KTV包房也没有两样。我们唱K的房间隔壁，就有人要了“公主”。这些"公主”的工作，和姑娘的工作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价位。姑娘一次一百，包夜三百，大概算是最低档次的了吧。
那样的生活，是如果不离开就会被当做天经地义的生活。
是构成我最内核部分的砖瓦和灰泥。
一个人不管怎么蜕变，不管怎么包装，不管怎么建设，不管怎么舍弃，这个最内核的部分是改不了丢不掉的。永远在那里。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当下的生活，但是我们来自的生活，从未变成过去。
姑娘家在农村。麦子熟的时候她父亲得了重病，姑娘回乡去收割金灿灿的麦子。
麦子不是我老家的庄稼，我老家种的是稻子。
稻子熟的时候也是金灿灿的。我不是农村长大的，没有收过稻子，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的姑姑舅舅叔叔姨姨们，都是要双抢的。现在老家还有没有人种稻子，我不确定，长辈们都老了，而我知道的我在农村的堂兄堂妹表姐表弟们，都在外面打工。也许老家的田都荒着了吧。
毕竟我自己也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
片子是零八年汶川地震那一年拍的。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看片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弹幕上说，这个姑娘现在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这就对了。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日子天经地义就是这么过的。
2016.6.18
6 ) 在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
有一个导演，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却整天和乞丐、妓女、老鸨这些人混在一起。
他为了拍电影，和他们同吃同住，他们被抓时，他还出钱找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
你已经很难分清，这些人，究竟是他的拍摄对象，还是他的朋友，甚至亲如家人。
他是徐童，一个1965年出生，本该和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大咖齐名，却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导演。
01
你可能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纪录片，虽然在国外屡屡得奖，却从没有一部在国内正式上映过。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他拍这些人、这些题材，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他觉得比起拍那些娱乐大众的商业片，记录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群，更有价值。
在他的口中，这些边缘人被称为“游民”。
什么是游民？学者王学泰曾如此形容：
游民有别于草根，他们游离于秩序之外，是脱序的人群，比草根更加边缘化。
草根，可能还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虽然生活艰苦，但不至于为生存挣扎。
但游民，则是比草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为生存苦苦挣扎，不知道明天在哪。
在徐童的纪录片中，就尽是这些“游民”，他们可能是乞丐、算命的、卖身的、偷窃的……
但这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影视业最高学府之一的高材生，却偏偏放着大好工作不做，专门拍这些社会边缘人，还和他们混成哥们，自称“远看艺术家，近看是游民 ”。
他拍这些纪录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些和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游民，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他的纪录片，仿佛是一颗磨不平的沙子，留在看过的人的眼中，擦不去，也挤不出，久久地让人难受。
只要这些纪录片、这些人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忘记，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
02
徐童的代表作，是被称为“游民三部曲”的《麦收》《算命》《和老唐头》。
三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不同人群的“游民”。
《麦收》的主角，是性工作者牛洪苗。
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的生活费，父亲的医疗费，都是她在城里赚回来的。
做父亲的，很为这个女儿骄傲，对着镜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说红苗啊就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可以闯出来。
但父亲可能不知道的是，女儿牛洪苗，在城里做的是什么职业。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牛洪苗工作的地方——北京，朝阳区，高西店，“炮房”。
牛洪苗是一个性工作者，生活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在杂乱不堪的发郎里接待客人。
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在诺大的北京，要想找一份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养活家人，是不太可能的。
但父亲看病等要钱，母亲维持一家的开销也等着她寄钱，钱从哪来？
牛洪苗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
但她并不以此为耻，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份工作。
工作之余，她会和姐妹们，若无其事地讨论“客人”的好坏：
哪个客人难缠，让自己一个通宵都没睡，
哪个客人像“畜生”，一晚上要搞好几次……
尽管做着出卖身体的“工作”，但像所有其他女孩一样，牛洪苗也有爱情的需求。
只不过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一个嫖客。
这个叫许金强的男人，同样也是一个“流民”，一个在建筑工地开塔吊的农民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生活漂泊无依。
但他对牛洪苗却情有独钟，只见过两三回面，就天天惦记着牛洪苗，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有时候一天打三四回，东拉西扯，也没什么正经事，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在一起了。
牛洪苗嘴上说着，让许金强不要对自己动真感情，自己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好玩，但从眼神、肢体动作，观众都能看出来，她对许金强的依赖。
作为一个性工作者，牛洪苗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尊重人的嫖客，借着酒劲，她也会发脾气，“以后想联系打个电话，不想联系，拉XX倒”。
但遇上老板娘生日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去卡拉OK，叫上几个“鸭子”，“玩玩，图个高兴”。
在他们的眼中，这跟对男朋友忠不忠诚，没什么关系。
牛洪苗的生活，可能是更多的“性工作者”的缩影，虽然在中国，这是违法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阳光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存在着许多像牛洪苗这样的人。
她们可能一样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几年学，进城务工，又发现高不成低不就，于是许多女孩，就从事了这样灰色的职业。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民”。
法律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但在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之前，他们却不得不这么在“地下”卑微地活着。
03
同样身处底层的，还有《算命》中的算命先生厉百程。
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动容的，是厉百程和老伴的“爱情”。如果那也能被称做爱情的话。
厉百程是一个双腿残疾的老人，河北人，生活在临近北京的燕郊，靠给人算命养家糊口。
他的老伴——石珍珠，一出生就又聋又哑又傻，父母早亡，哥哥嫂嫂从小就让她在羊圈里住，导致她双腿残疾。
石珍珠，是厉百程四十多岁时，花一百多块钱从他哥嫂那儿“买”回来的。
生活都过不去，就更别提“浪漫”两个字。
说到为什么娶石珍珠为妻，厉百程说了四个词：“贫不择妻，寒不择衣，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婚姻关系，在厉百程看来，没什么神圣性，只不过是根据自身条件的挑选罢了：
“人贫没能耐，你还想搞好的？所以说我根本就没嫌破，就给接来了。”
但结婚之后，厉百程对妻子的照顾又无微不至，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所有家务活，他都包了，自己吃不起药，也要省下钱来，给妻子买药吃。
“我把她接来就只为我做伴侣的。”别以为穷人的世界里，就没有温情两个字，作为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有感情上的需求。
这个靠算命混日子的残疾老男人，同样有对伴侣的需求，只不过这样的需求，不一定那么纯洁无暇。
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厉百程嫖娼了。
导演好奇，厉百程残疾了，怎么还能嫖娼？问他：找那女人，你弄得了吗？
厉百程生气了，说：“弄不了，我收石珍珠干什么？我天天伺候她，我为了什么？”
说到底，厉百程找石珍珠，除了生活上的伴侣，也是找一个“性伴侣”。对他来说，娶个老婆，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的。
可能所有人的爱情与婚姻中，都有这样的因素，但体面的人，不会这么说出口。
只有那些生活于底层，被剥夺了尊严的“游民”，才会这样直接地面对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老了之后，厉百程也后悔过，当初不该娶石珍珠：“没媳妇，想媳妇，有媳妇，烦媳妇，当时大脑缺弦。现在是，扔不得，撂不得，现在再想和她分开，是不忍心”。
现实残酷、不堪，但即使是生存于底层的人，也同样有“不忍”和善良的心。
这就是真实的“流民”生活，他们的生活或许很卑微，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有的所有。
生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活下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例如，厉百程的朋友，也都是一些睡在街边的乞丐，如果没有算命这项“手艺”，他可能和那些乞丐朋友一样，风餐露宿。
导演看到这些乞丐有一顿没一顿的悲惨生活，都觉得无法理解，问厉百程：这些人活着，一点乐趣没有，为了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厉百程生气了，他说：这话说的，人没乐趣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是的，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游民”来说，活着是没什么乐趣，但生而为人，活下去就是一种本能。
他们没有想过自杀，也没想过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些都是已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的人想的事。
当一个人很早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有如何活下去，而不是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他们没时间去哀怨生活没有乐趣、没有意义，也没想过去抱怨命运的不公，社会的残忍，他们唯一想到的事，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
04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唐头》，纪录的是老唐头的一家，主要是唐小雁，和她的父亲，唐希信。
先来说唐小雁，她是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之一。
唐小雁是一个按摩房的老板。但她入这行，也是“误入歧途”。
17岁那年，唐小雁被一个黑老大带到田里强奸，20几岁时，她被人拿刀架着强奸。后来还被人骗到按摩房当小姐……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做过各种职业之后，没什么文化，也没啥生存技能，只认识了一些道上混的人。后来，唐小雁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按摩房。
在社会上混，她必须让自己看上去强悍一些，对上门来挑事的无赖汉，她会放狠话：“我他妈能在北京开这个店，我就不惧你。”
对纠缠她的男人，她拳打脚踢，把人赶出按摩房，把人头打破，赔了两百块钱了事。
在清醒的时候，她会对干女儿说：不要对任何男人太上心，没用，都靠不住。
但喝多了之后，她却抱着干女儿哭：“我非常非常需要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我很孤独，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自己。”
这个外表凶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其实只是从年轻时就被强奸、被欺负，又没什么文化、技能，所以只能用凶悍的外表伪装自己，闯荡“江湖”。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游民”，他们生存与社会的夹缝之中，平时很少被看见，但他们确实和我们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
05
而唐小雁的爸爸唐希信，也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游民”，
因为穷，也因为脾气倔，他和全家儿女、媳妇、女婿都处不来。
老唐头和大女儿、女婿住在一个屋檐下，因为穷，只有一间房，晚上只能隔着一个帘子睡。
女儿、女婿嫌老人晚上“撸管”，吵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和老唐头闹得天翻地覆，女儿、女婿气走了。
儿子，嫌爸爸没本事，说了一句爸爸这辈子“白活了”，老唐头不干了，父子俩又吵起来，大闹一番，儿子一家也气走了。
过个年，把一家人全气走了，剩下老唐头和唐小雁两个人，冷冷清清。
人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同样如此。
穷，最大的代价之一，可能就是不体面。
因为穷，一家人，儿子都结婚生崽了，只是只能睡在一张炕上，中间拉块布就算两张床了，没有任何隐私。
因为穷，吵起架来，子女对父母没有任何忌惮，你又给不了我什么钱，说你一句“白活了”，你还有脾气了？
因为穷，所以你必须忍受这样的生活，还必须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继续活下去的乐趣，那可能是遥远的回忆，也可能是来自女儿的仅有的一点温情。
这就是老唐头的生活。
06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牛洪苗、厉百程、石珍珠、唐小雁、老唐头这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不会出现在电视剧中，也不会出现在电影院里。
他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人，蝼蚁一般，匍匐在地上，活着，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哪天会死去，悄无声息地，只是活着。
只是通过徐童的镜头，才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
通过徐童的纪录片，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只有欢乐祥和，并不是只有美满幸福。
原来真正的底层，生活可以不堪到如此地步，原来活着，可以是件这么卑微的事。
如果这些纪录片，这些卑微地活着的人，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
或许，他们的生活有被改善的可能，或至少，他们的子女，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只是可惜，这样的纪录片，和这些“流民”一样，在这片的大地上，同样是不被看见的，它们真实存在着，却仿佛透明一样，继续卑微、悄无声息地活着。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