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原文链接：//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35159 ）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可以更细致地把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与细微处的社会众生相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

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湖南长沙的大雨倾盆而下，他一向是喜欢雨的，曾经和自己的好友蔡和森一起夜游雨中的麓山脚下。但是此刻，他没有什么心思在雨中作诗填词，那是李后主等人爱干的事情，他曾经鄙夷之。

不单单是他，长沙城中的很多人，大抵都是不喜欢雨的。所谓的细雨潺潺，春夜喜雨，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是顾不上的。他也顾不上，这雨无法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此刻正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自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得好好护着身上所捧着的至宝，也得尽快赶到好友家里去，那里正有许多人在等待着他。

而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劳苦大众在雨中，也有着各自的事情要做：

在他出现的那两分钟镜头里，一开始，镜头扫到了街上各自形色匆匆的行人。地上有一个乞丐，衣衫破烂到难以避体，可是他好像已经完全习惯了，正从身前的碗里掏出一丁点的蚕食。

泥泞的道路上，有小商贩、牵着老牛走过的农民，还有声势浩大的军阀队伍穿过。

街头一侧有三个小孩子，眼睛里空洞而又迷茫，看不到对未来的一丁点希望。在这些小孩子身旁，还有人在吆喝着：

“卖孩子啦！多乖巧的孩子。先生要不要看看。”顺手就拦起路边经过的一位赶车伙夫。

镜头又一转，落脚到了另外一位少年身上。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吃着三明治，悠然地坐在一辆西方车辆里，看着雨天街上所发生的一切。

楼上还有鲁迅笔下的看客正在目睹着这一切，其中不乏资产阶级的少爷和小姐。

那几位正在被贩卖的小孩，此时难掩泪水，哭了起来，可是泪水无法改变任何结果。

车里的小孩吃三明治，车外的小孩正在被贩卖。

这一切的一切，不公、压迫、富贵、罪恶、穷苦、迷茫，都被他尽收眼底。他抱着手里的至宝正在赶路，可是眼神却又分明了看到了眼前的种种。

也许从那一刻，或者在那之前，他便已经看到了，并决心拯救他们。

镜头同时好几次又落脚到了他手里的至宝，用油皮纸包着，如果不是因为这点东西，像这点雨，根本不至于让他用如此脚步赶路。他一向热爱下雨天。

他所认为的至宝，便是《新青年》杂志。好友萧子升笑着说：“你这几本东西倒是好，可是你这几个月怕是只能喝西北风了。”

在《觉醒时代》里，他出现的那两分钟，已经有了未来几十年中国革命走向的雏形了，而他后来的孤独，其实从此刻也已经开始蔓延了。

曾经跟他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在这两分钟镜头以后，便已经开始陆续分道扬镳了。有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有的对君主立宪则情有独钟。即使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来说，大多数志同道合者也更倾向于去法国学点什么，只有他自始至终都坚信，中国的问题只能身处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看的更为透彻。

在这之后，陆续开始有人牺牲，其中不乏他的挚友和亲人，甚至导师和伴侣。即使有活着的，也终身旅居海外，即使1949年他站在了那里，这些几十年前，因为信仰之争和理念之争离他远去的朋友，也没想过再和他重拾曾经的那段友谊佳话。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自然也不会有假设，如果蔡和森没有牺牲得那么早，他的晚年未必会如此孤独，孤独到有的时候连个谈天说地的朋友都没有，但对于那些正在被贩卖的小孩子来说，对那些乞丐来说，对那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们来说，对那些生活里没有出现过希望的人来说，这种假设甚至从来不会提起和谈及。苦难了那么久，不公了那么久，幸亏在那一刹那，他抱着几本《新青年》杂志从雨中的长沙街头疾走了过去，幸亏那些雨中的景象都被他看到了，否则，大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在几十年后，也不会有一丝改变的机会。

多少人对民国常怀向往，觉得大师层出不穷，名伶佳话频出。可如果真的投胎到了那个时代，成为在雨天坐在洋车里吃三明治的少年的概率，到底能有多高呢？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是街上赶路的行人，甚至会是被贩卖的小孩和路边的乞丐。

对他和那一代的志同道合者来说，从1921年开始，已经习惯了牺牲和离别，有些离别更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永别。

而尤其匪夷所思的是：现在的很多已经具备话语权的人，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钱有权，他还要想办法让别人没钱没权。对这些人来说，普通的有钱有权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还需要控制的思想，妄图让别人永远安稳地停留在贫困的阶层，这样自己才可以在俯视的角度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感，自己得到的金钱和权力，才不会丧失它本来的意义。

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说阶层的话，他的父亲毛贻昌曾经是发达过的，他也曾经是米商的儿子。可是当粮食被抢的时候，他关心的反倒不是自家的利益是否受损，而是别人的粮食够不够吃。

再说后来的离别与牺牲，原本也是没必要体会那些痛苦和无望的。他的本事，如果不是为了街头的那些乞丐和孩子，如果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公平，随便拿出两三分就足以活得足够潇洒了。他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大V，或者像鲁迅一样用手中的笔就可以让自己过上优渥的生活。士农工商，他早在20岁就体会过其中的大部分行业了，并且取得了足够的成果。

他本可以成为像坐在西洋汽车里吃三明治那一类的人，衣食无忧，但偏偏选择了他的对立面，并且甘愿承受这种选择所给予自己的沉重代价。

为了这种选择，他背负了一生的代价。

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他有过深度的误解，而且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过这个阶段，后来真的明白的事情多了些，能看到更多事物背后的本质了，终于长呼了一口气：

他不完美，但他依旧伟大。

（首发于个人微信公众号：把味。欢迎关注。）

看了三十多集，剧情除了打打鸡血，流于表面形式，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总体太虚了，人物也没刻画好，都过于表面。

这个电视剧也就把课本上的东西演了一下，没什么升华也没什么值得深入挖掘的东西，糊弄糊弄学生可以。

一个优秀的电视剧必然是叫人忍不住称赞的，这个电视剧无法办到什么。

比如，天天同人编辑，电视剧里有没有给你们振聋发聩的一个实在的，怎么写的东西，是不是几个人物说一说，内容就出来了，丝毫没有剖析什么，叫人觉得很假。

新青年怎么写的，具体怎么编辑，怎么弄，有没有人说？内容太假大空。

本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

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

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

到中国共产党建立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

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

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

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

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

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

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的

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它让我看到了我们的前辈

如何艰难地探索救国之路

这剧的剧本非常扎实

很久没看到这么认真尊重观众智商的剧了

演员们演技在线

上8分是没问题的

豆瓣9.1分

我认为是高了些的

原因如下

第一这部觉醒年代

觉醒的是知识分子这样的精英阶层

斗争手段还是局限于学生游行等

真正的觉醒不应该只是精英阶层的觉醒

更应该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觉醒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的觉醒

剧里只有极少数的描写

觉醒得还不够彻底

有些事没有讲清楚。

促使五四运动爆发，

鼓动学生爱国上街头号功臣是《京报》邵飘萍

邵飘萍鼓动学生爱国上街。

后被杀害

但是看过剧的对他还有印象吗？

而且历次思想论辩，

在本片中没有一处深入地呈现，

都是像历史教科书一样浅尝辄止。

缺乏深度

第二有点挟带私货

比如谈到华服之美

是由辜洪铭代言

我当时听得一脸懵

什么时候清朝服装能代表华服了？

当年满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

强逼汉人剃发易服，

因此杀得血流成河

古代《孝经》这样记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可见古代将头发当作了孝顺的根本，

在古代，除了对头发的必要修理，

随便剃发的行为要受到极重的处罚。

这样严重摧毁我们汉文化的野蛮政策

却被辜鸿铭认为是我们汉族的文化

那根满清奴文化的辫子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下面的观众还一起鼓掌

现在能看到的版本好象对这段进行了删改

把清装说成是华服之美删除了

剧作肆意歪曲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都有特殊贡献的黄侃先生。

学术界对黄侃的定位是：

黄侃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爱国的一生，追求光明的一生。

黄侃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在经学、文选学、文学、哲学各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成就，

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其师章太炎并称国学大师，章黄学派向为学界所推重。

而你剧中有关黄侃的情节颇叫人质疑，胡编乱造也太随意了。

至于剧中虚构反派人物张丰载被写成黄侃的学生，更是无稽之谈。

至于文白之争

我真的不觉得那句“干不了，谢谢”

能强过“才疏学浅，恐难胜命，不堪从命”所表达的意思

很明显，文言文所表达的意境强太多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居心何在？

第三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

他是很想结交北大的青年才俊

可是我记他当时并不被这些人接纳

剧里表现得好象所有人都认可他似的

似乎与史实不符

蔡元培除了剧中所展现的一面

他还是力主清党的人

至少对这个 人物的展现不全面

第四这剧里人物众多

但是大多让我印象不深刻

真正好的群像剧

各个人物，哪怕是小人物都应该很鲜活

这剧还是差了一口气

所以我认为10分可以得8分

但是不值得9分

该剧作为一部以历史大事线条为脉络的电视剧，其前提就是客观公正尊重历史，但就很多细节而言，不够尊重历史事实。

如二十一条的签订，并没有客观的展现出谈判的全过程（谈判旷日持久，北洋政府做了很多努力），没有展现出北洋政府的无奈和辛酸（日本政府要求谈判过程中严格保密，让北洋政府无法通过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创造谈判优势），北洋政府无意签订协议，在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事实上只接受了其中的十一二条，并没有接受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很多协定都没有接受，基本上超水平完成了任务。

但是本部剧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定性，居然表现出袁世凯乐意接受二十一条的态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把整个国家整个时代的悲哀强加到某个人某个政府身上，让人对这部剧大失所望。试问在那个大环境下，哪个政府哪位领导人可以做到完美或者说更好，不了解真正的历史，只看官方定性的历史去拍电视剧，剧组没有自己的思考，无法也无能去反应真正的历史。

剧中很多内容都不客观，无法展现事实上的大时代，只能说电视剧大众化趋势无法阻挡。

看起来科举只需要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人上人，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极度依赖整个帝国系统运行的。当系统本身出现问题时，大家都得死。到了民国，连科举都没了，于是只能自创一种叫民国大师的职业，假装维持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体面。

辜鸿铭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是了，所以他不假装，所以他真实。虽然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他不伪装。剪个辫子赶跑皇帝就能改变，这是自己骗自己。蔡元培假装自己清醒，到27年的时候终于撑不下去了，412就有他的一份血债。陈独秀觉得自己找到了办法，但家家酒不长久。

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大生产。这是27年后我党至今真正做到并且一直在继续做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学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而不是焦急地思考我是谁却忽略了社会生产。

清末民初的知识青年是不可以也不能够与今天的学生们对标的，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的遗民。《觉醒年代》是一部好剧，但我要说，它最好的地方是明确写清楚了当时这批「遗民」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近代史以来我党的作用和地位。

这里说遗民，本质上是指代明清帝国覆亡后，无论是通过科举还是功荫都无法进一步完成社会身份构建的一批人。他们曾经是明清士人，是明清帝国给予了他们政治地位，但现在全都失去了。所以不要只认为郑孝胥和康有为是遗民，蔡元培和陈独秀照样是遗民，只是后二人在试图在旧有的帝国社会结构中采用新的社会运行办法。所以郑孝胥和康有为早早被淘汰了，蔡元培先失败了，陈独秀后失败了。

同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毛泽东1915年时写的那首诗：「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尽管无数人都在感慨他早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如果真的熟悉明清社会结构的话，才会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爱国热情。这个热情可不是凭空产生的，否则为什么从1840年要等109年才能建立新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我党作为中流砥柱才能进行全民族动员？

答案其实是，在1915年，尽管毛泽东的经济身份依旧是富农的儿子，但他的社会身份已经跳出了这一层。事实上，从1909年毛泽东考上东山小学堂的那一刻起，他的社会身份就发生了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当年的小学堂就是今天的小学。在义务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甚至说在明清社会结构没有被真正动摇的情况下，小学堂，尤其是这种新式小学堂，事实上就是由蔡元培这样一批人所构建出来的，只不过蔡元培在北京，一些人在地方。

仔细查看会发现，东山小学堂是由当地士绅出资捐建，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受到新疆巡抚刘襄勤、湖南巡抚陈宝箴、清末榜眼黄自元等大量明清帝国士人的协助的。

换言之，东山小学堂本质上是科举行将就木后，一群遗老试图寻找的新型明清士大夫预备役模式。民国大量的人才都从新式学堂出来，这批人本质上是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维持阶级再生产的产物。

同样的还有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一个东北的小学生就能直接有清晰意识的吗？人都是社会的产物，不要贬低，也不要神化。周恩来能够说出来这句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还因为他的社会身份。

这是周恩来年轻时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所说的，这样一个学堂事实上也说明了周恩来被家族所寄予的希望。而周恩来的出身则更加反映了他作为明清士人的社会身份，这一点在以前写周恩来时详细写过，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对于毛周的异同，下文也会提及。

所以《恰同学少年》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些剧，实际上拍的都是明清士人在科举被废后，为自己、为阶层和为国家寻找出路的过程。所以这些剧昂扬、积极，而《走向共和》则表现的是已经通过科举和功荫完成了政治身份的一群人在帝国暮年的挣扎，所以这部剧低沉、哀鸣。

所以《觉醒年代》是部好剧，好就好在它不仅体现了帝国覆灭后已经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身份的人群在民国初年的自傲和胆怯，还体现了已经没有机会参加科举的青年人们寻找新出路时的冲动和执着。

青年，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尤其是一百年前的青年。

我们继续说回毛泽东，在接连读完东山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历任监督王先谦、郭立山、陈树藩、谭延闿、刘人熙、瞿宗锋、王达、王凤昌等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五人为进士出身）的他，按照轨迹，毕业后本该是去楚怡小学教书，而楚怡学校本就是由教育家陈润霖筹建的。换言之，毛泽东此时已经完成了社会身份的初步改造，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一员。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本质上就是明清士人遗老中试图重归社会身份秩序的一部分人，这一点要牢记。

于是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个问题，当时北大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本该是干什么的？

答案是在明清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过渡到北洋政府的秩序中，成为北洋政府与各地督军政府中的一员。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去北京？为什么一群人要选择去留法勤工俭学？

答案是明清社会结构并不足够本质，因此尽管看起来可以以士人身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士人身份是虚假的，阶级地位是晃动的。换言之如果满足于此，那等待的结果只有慢性死亡。

当毛泽东进入到这个社会结构中，他已经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跃迁。所以毛泽东可以跟章士钊借款，他也可以成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这批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后，才能知道他们当时对于阶级资源的认同和索取是以一种怎样的机制发生的。

什么叫阶级身份的跃迁呢？指的是他可以以这个社会身份在社会上完成以他个人阶级无法完成的社会交换。阶级身份跃迁取决于给你分配资源的系统。但阶级是否跃迁，并不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不只是我党的建立，还有国民党的改组。事实上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两党的社会基础都没有太大差异。

五四的本质不是反传统，而是给明清青年士人们以古典的方式登上舞台。而我党和国民党都提供了这个渠道。换句话说，把五四视作时间的分水岭是有道理的。一帮无所事事的遗老子弟找到了安置他们的办法。

但刚才说了，明清社会结构不足够本质。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分配资源的系统并不足够有效。再翻译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本身就要出问题了。

看出它要出问题的，是一批又一批人。这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史历史。但用这个模型后，大家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更深的认识。在这套模型中，说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句话：重构阶级身份。

我们学习党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清楚，看事物要去了解本质，而不是立足于概念。当我们上文中已经说了那么多明清士人后，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明清士人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天然就该存在的？

答案显然是否。

宋元明清所谓的士，是没有武装堡垒的。这帮所谓的士，是明清帝国给了这帮人一种古老的称呼，而给他们称呼的方式就是科举。事实上在武装堡垒消失的那一刻，士就已经没了。古代的士有土地，有武装，有人事权，有司法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叫做士。注意，还只是有资格。有被朝廷承认的资格后才能叫士。这样的人可以天然地自我生存，因此他们是与朝廷帝国对话的小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士。

到了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一群人顶着对汉唐帝国的COSPLAY，假装自己是士。在这个世界全球化运行初期，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到了一百年前，想继续伪装自己是士，那可就办不到了。

办不到怎么办？那扔掉它。

要扔掉的不只是科举，还必须扔掉因为科举而塑造出来的社会身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通过旧有再生产从而分配的一切尝试，在陈独秀的手中最终宣告失败。失败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军队）与汪精卫（党务）矛盾的彻底激化，南昌、南京和武汉，哪个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认同被一个人彻底抛下，他上了山，他选择了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自己给自己分配。那座山叫井冈山，那个人叫毛泽东。

所以为什么27年上山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山上的生产是实打实的，而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是虚的。因为没有枪杆子，更没有政权。很多人对主席的这句话只看到了前三个字，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权。

所以为什么主席要上山时，无论党内党外都有很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归根结底是主席选择了一种和宋元明清不一样的玩法。这是一种什么玩法？你看看岳飞就知道了。当宋元明清的科举强行给社会分工造就了文武分野时，不事生产的人群就随着士人的增大而越来越大，最终在民国时期彻底宣告失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毛泽东？

一直强调毛泽东这个人天降伟人是唯心，我们一定要唯物。

唯物的结论就是：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阶级身份认同，尤其没有明清阶级身份认同。

别看他去了东山小学堂，但当时去东山小学堂的，都是士绅家庭内部子弟，他是被破格录取的。而他的被破格录取，一方面固然和天资聪颖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父亲或者说他家庭。

他家的成分是富农不假，但这是一个会搞股票的富农家庭。农不农，商不商。

传统士大夫，他不是；传统农家子弟，他不是；传统明清文化，他不是；传统边疆文化，他不是；新式留洋学子，他不是；新式买办，他不是；儿子，他不是；父亲，他不是。

上文说了，我们会比较一下毛和周。这里就比较出来了。毛泽东脑海中本质上就压根不存在对明清社会阶级身份的认同，所以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这套东西在27年不行后，他立刻选择了直接去找社会生产的本质。

他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复杂多变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认自己，而不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所以他团结大多数阶层。这是充满辩证的。

任何阶级跃迁，都是在挤别人的生态位。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别人会觉得他们是大老粗。新中国成立，很多人认为是农民进城。但他不一样，他不服从这套阶级跃迁的方式，他改变了这套方式。

改变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土地革命。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土地革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革命。

农民起义是改朝换代，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抢大户，屠城，建立一个新的周而复始的政权。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是把人和土地的生产关系改变，给地主们重新活下去的机会，让地主不再来。

矛盾本质不是人和人的，而是人和土地的。反动派不是道德上的术语，只是在政治话语中被道德化了。反动是一个哲学名词，本质上是反运动。反运动，所以没有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马克思主义是提供一个完整的阶级再生产过程。我党建国时是同时拯救了地主阶级的，两千年来只有我们给地主阶级活下去的机会，过去的改朝换代都是直接杀了。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必然无法解决自身再生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地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资本家，而最后我们会解放自己（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无产者）。

好了，这里提到的是第二个办法，在完成了土地革命后，打破甚至打碎阶级认同。

我们以一首著名的歌曲《小芳》为例。这首歌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与农村女性发生了爱情的故事。

《小芳》这首歌的对象是谁？答案是小芳。那么小芳是失语的吗？答案可能很反直觉：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点，这个点意味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称呼本身，不是单方向的矢量。

什么是单方向的矢量？这八个字，主语知识青年，谓语上和下，宾语山和乡。但事实上历史结果是什么？就如很多知识青年得到了思想升华一样，结果是山和乡反作用改造了知识青年。

这个结果大家是很熟悉的，那么放在小芳身上呢？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李春波在写这几句话时一定是非常真诚的，但这种真诚事实上也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在这样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互动过程中，小芳们一定也获得了什么。你站在小村旁。

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往常的对话视角事实上始终是知识青年视角，但我们的话语文本却是在二者之间游动的。这种游动的结果是什么？十七年人口，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事实上获得了精神原始积累，完成了第一代身份土改。而精神汲取之前的情况是，十七年人口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实际上却不能真正从精神上做到这一点。

思想升华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一定会升华的。思想升华一定是，你经历了什么，把你原有的积累转化了。

所以当知识青年们看到小芳们时，他们终于承认了自己，于是他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所处的阶级，才能真正完成他们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

有一个反例可以作证这个观点，反例是《血色浪漫》里的秦岭。这是一个反小芳。

秦岭在精神上的始终不屈服，让一个叫钟跃民的人自始至终无法完成精神的原始积累。于是改开后，钟跃民疯了，他成为社会上最上蹿下跳不安分守己的那个人。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小芳们。十七年时期她们其实在物质上被剥夺了，却依旧默认了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式，而同样的，上山下乡这种有方向性的词汇的产生，让小芳们真正意识到，她们是谁。不然你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热情与向往。她们通过对李春波们的无私给予，获得了她们想要的东西。她们想要什么？她们想知道她们自己是谁。但她们无法通过自己理解自己是谁，所以李春波们告诉了她们，尽管这个过程是惨痛的，是充满对彼此的伤痕的。

后来呢？小芳们的孩子进城了。进城后的小小芳们，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这就像什么呢？像在莫斯科饭店看到钟跃民的秦岭，惊慌失措。像看到钟跃民进监狱一定要救他但最终一定会和富商跑的秦岭。只有这样，秦岭才能真正从精神上告诉自己，她可以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了。

总结一：

革命之前是什么？是你这个人的物质有阶级局限性，精神也有阶级局限性。你的一切都没有被解放。革命之前，事实上是人的一切都在束缚在由资源分配而带来的秩序中。核心是分配的不同。是为了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不是一定会流血，对于个体的革命是什么？所以地主怎么才能被消灭？答案是地主和农民都活不下去。所以农民起义是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人和人新的交换方式，那旧的交换方式（生产关系）（人与土地），就永远会留着。闹革命，闹革命。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将一样事物转化成另一样事物的过程。它必须要有原始积累。

之所以说过去的人清楚知道自己，而今天的人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说何不食肉糜，之所以说吃饱了撑的。这些不是在说退步，它是客观进步。

物质原始积累有了，精神原始积累也有了。后现代人人有病的本质是物质原始积累不足以转换成精神原始积累，于是必须通过有病（非秩序）的方式获取精神原始积累。于是，越有病的人获得的也就越多，相对获得的也就越少。物质积累增大，于是精神积累不足，于是精神积累需求增大，于是物质积累需求增多。

总结二：

阶级（经济身份）与阶级认同（社会身份）的错位，事实上是从宋元明清开始就发生了。

这种错位来自物质输入的单向与精神输出的单向。而这样的两个单向所产生的巨大矛盾，则构成了漫长的时间里错综复杂的社会交换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运动。但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是精神输出的混乱。这就意味着身份错乱不只是二重了，而是多重了。一个人身上可能会有许多种不同的阶级认同，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等等。

多重的身份阶级错乱背后，我们要把握的，依旧是社会生产的单向输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客观阶级与身份阶级的统一，从而明白自身的历史使命。身份土改本质上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自我阶级斗争。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具备多个阶级属性，这在移动互联网城市形态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此它反映为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对立阶级的情感，而对立阶级的情感来自一个人在不同阶级中会获取不同的阶级社会身份。这些阶级身份在一个人身上是矛盾的，它不像过往那样明确且一致。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廉价的文艺作品，它们并不需要内在完全逻辑一致，只需要局部自洽就可以获得大量拥趸，只需要输出部分价值观就可以被大量认可，哪怕它的另一部分事实上是反对这部分价值观的。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资本家，经常表达自己越有钱精神世界越空虚。这是必然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已经将他们对赚钱的精神目的改变了，那他们其实甚至不配被称之为资本家了。

在完成了以上两个总结后，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回答最一开始的问题了。

看《觉醒年代》也好，学党史也好，是为了什么？

答案当然不是直接对标。对标是无意义的，社会结构、时代背景都有根本的不同，简单的COSPLAY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的。

答案当然也不是看个热闹。一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来自人本身，我们在观测和学习人的生产时，是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是真正理解社会生产。是真正清楚，既然宋元明清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既然过往的身份认同已经失去，既然新的身份认同已经在这百年里由我党逐步重构，那这一系列事物真正给予我们的，其实是构建与当下甚至未来的社会生产相对应的社会身份。

而《觉醒年代》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像什么呢？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说就是：

「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

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句话不是轻飘飘表达的，人民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概念，而我党在这一百年的筚路蓝缕中，对人民这一身份的不断新构建，让人们可以获得自身的物质世界，可以安放自身的精神世界，从而展望未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在社会生产中贡献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这一永恒的本质命题。这才是我们学习党史最重要的事情。

谨以此文献给仍在迷失的或曾经迷失的1874们。我爱你们，你们爱我。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历史课本版面金贵异常，多少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大人物也仅能有立锥之地，新文化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也各自只有寥寥的几张标签，基本都是扁平的二维纸片人。

《觉醒年代》之所以获得赞誉，除了导演运用诗意镜头、节奏调度的功力强，让全剧始终能点燃观众情绪，更在于编剧塑造人物的技巧十分娴熟且足够接地气，他把三位的性格折叠面在细节中徐徐展开，使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成为了有温度的人的往事。

想聊聊他们，还因为这仨有个非常巧合的一个共性：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蔡元培正好大他一轮，胡适小他一轮，都属兔，也是为啥他会称蔡为“狡猾的老兔子”，新文化运动当时亦有“三兔闹北大”的说法。

01 陈独秀你怎么什么都要跟别人不一样啊？

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县，原名“陈庆同”。

呵，同是不可能同的

父亲和祖父去世很早，后来的主要抚养人——母亲慈爱大哥温吞，这样的家庭构成使得他较少受到旧式父权的约束，能自由恣意地释放天性。

成为了一个从小到大一直特立独行——且很笋的同志。

真·陈毒笋

十七岁考科举是为了敷衍母亲，拿到考题觉得十分不通，于是“ 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后来考乡试，备考前看到有个胖子拿着自己的得意文章在考场上踱来踱去还念念有词，

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到：“好！今科必中！”

他像看新鲜一样出神地看了人家半天。

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实庵自传》

动不动骂人的习惯延续一生，后来创办了《新青年》更是有了用武之地，一篇讨旧檄文《文学革命论》，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妖魔”！

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颇有些孙猴子的架势。

新旧错杂交替之际，现代性来袭，激荡的时代潮流需要这样一个激烈的叛逆者集结合力，撑起这个节点。

独秀们幸运地生对了最需要反骨的时代，世界已准备好接受他们的本能喷涌而出。

02 猫脸团宠胡适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是一个一辈子不愿意给周围人看一个脸色、不愿说一句让别人不舒服话的全乎人。

永远挂着接纳对方的“我的朋友”式微笑，既愿与世界和睦相处，欣然融入其中的能力又很强，是独秀们的反面。

孟邹兄无处安放的小手手

张爱玲曾形容他：

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年少时有不少散发人间烟火味的荒唐小嗜好（打牌捧戏子打茶围喝花酒）、金钱方面既慷慨又抱着自信的流水态度，这样内心一点不拧巴、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的人，释放不了太多黑色能量，作品犀利深刻程度难免就又不如树人们，这也是为啥迅哥儿的文穿透力极强，篇篇气势汹汹地直冲着人晦暗的心窝子里去，而胡适的文对比之下就显得手下留情许多。

这点小时候深受好脾气的母亲影响，看多了旧式家庭里妯娌间疙疙瘩瘩的日常负能量交换，觉得“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样的人际交往原则指导下，胡适的好人缘简直爆棚，家里永远高朋满座，对各类社会人士包括贩夫走卒通通来者不拒。

1958年，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他台湾南港新居作客6日，然后问他：“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着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

胡适想了想，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

即使晚年因反对威权主义与蒋介石几近决裂，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后，那个公认气量狭窄、僵硬且无趣的人，仍然评价他“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并献上那幅著名的挽联，曰：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03 都说你蔡元培是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蔡元培最著名的身份当然是教育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一手把北大送进一流学府行列。

这八个字看上去春风拂面的很温润，在当时各种思潮割据的薄弱共识基础上实则难于上青天，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绝唱。

蔡元培22岁中举，25岁经殿试点进士，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而且人家家里还是做小买卖的，还不是家族积累了好几代的所谓书香门第。

少年得志的真学霸。

然而他虽为体制中人，属既得利益阶层，性格却十足热血，看到清廷在甲午战争庚子大劫中接连被毒打，逐渐从崇尚维新走向教育与革命并举之路。

当时的小蔡最佩服肝胆照昆仑的侠士谭嗣同，认为革命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暴动，二是暗杀。不仅自己制炸弹搞恐袭，还干过一件特别豪气干云的事情。

苏报案后邹容惨死于狱中，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从化人滩荒冢地义庄偷出遗体，在愚园中公开追悼。

暴力元老&最强校长，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标签神奇地互洽在蔡元培身上。我一直觉得国民党是个有暗杀情结的组织，根子搞不好就在蔡元培这帮人的光复会这里——它的前身是陶成章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专门行刺清廷要员和慈禧太后。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掀起了那么大波澜，北洋政府倒蔡意愿那么剧烈，临了也没能动他分毫。

毕竟这样脸上堆笑嘴上客气却黑白两道通吃、桀骜如辜鸿铭和周树人都拜服的社会校长，惹不起。

电影公众号：东门捷径小V

有点不一样的影剧深度长评，没事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鸭~(づ￣3￣)づ╭❤～

1927年3月6日，党国元老吴稚晖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坐的有同为元老的钮永建、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共产党员罗亦农。吴问陈：“那末据你判断, 列宁的共产, 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陈答：“20年足矣！”吴惊骇至极：“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 , 止有十九年 , 便要借尸还魂了呢！”罗责怪陈过于直白。举座默然。

1927年3月27日，吴稚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上一段对话，在联络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后，于夜间进入蒋介石行营，游说蒋介石与中共翻脸。4月2日，有意避开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致信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查办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在列强支持下，张作霖之末代北洋政权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并长女星华次女炎华被捕，长子葆华恰巧外出，迅速被挚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掩护起来，先藏于沈尹默弟弟沈士远家，后因周作人夫人是日本人且沈家离侦缉队过近，藏于周作人家。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张作霖虽有列强支持与苏联断交，剥夺李大钊等人受到的外交豁免权庇护，但仍面临很大压力。为此他给北洋系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等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亦给张作霖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12日，在江浙财阀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28日，有“南陈北李”之誉的李大钊于北京英勇就义。当日晚上，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但却对大钊先生已经牺牲的消息一无所知。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被处决的消息，嚎哭回家。《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身为创党元老的李大钊，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农工，就义后家贫无力打点军阀政府以求安葬，只能暂茔长椿寺，由警察看守 。赵纫兰等人被强行递解回河北老家，李葆华在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支持保护下远赴东洋留学。挚友白眉初（地理学家，最先在地图上划定南海“九段线”）本拟为大钊先生送葬；京师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虽平生“最恨共产”，却敬佩大钊先生学问人品，只以半价出售柏木寿材一幅（古之帝王礼“黄肠题凑”就是柏木），并亲自帮忙入殓；军警不许，横加干涉，伊寿山被捕，多方保释方才出狱。

1927年6月25日，陈独秀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营救，汪请托胡适，胡适念及老友长子，携汪请陈独秀“老友”兼陈延年“老师”吴稚晖帮忙。当年陈延年在法国留学时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吴稚晖写信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恭贺其捕获共党“巨匪”陈延年，陈延年身份暴露。

7月2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4日汪孟邹和胡适才于申报得知自己求错了人，抱憾终身。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致吴稚晖手书：“稚晖先生赐鉴: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逆党奸恶,人天共愤。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捕，21日于龙华英勇就义。

6月6日，陈独秀次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于枫林桥英勇就义，陈独秀长女陈玉莹携三弟松年再次奔赴上海，欲为二弟收尸而不得。一年之内，长兄与二弟相继被捕就义，玉莹悲愤之下，于上海呕血而死。

同年，东北易帜后，原效力于北洋政权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被蒋介石赏识，以其处理李大钊之功劳，任命其为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月支薪400大洋及办公费400大洋。

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杀害了“龙华二十四烈士”，死难烈士包括林彪堂兄林育南、我党首批53名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左联作家柔石等。同年新任司法部长罗文干闻听上海有此月入八百大洋的肥缺，欲为同党谋取，问于次长郑天锡，郑次长答曰“此蒋委员长之人也，不可轻动”。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费克勤检举，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费克勤之小姑母即费侠，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被捕，费侠被捕后亦叛变，后嫁与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早在“中东路事件”时期就被开除党籍，后又被动成为托派分子，但陈独秀仍然战斗在反帝反封建反投降一线。虽然有章士钊为其辩护，国内外文化名人为其求情，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1933年4月，重病且自知不久在人世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携幼子弱女登门拜访李大钊昔日北大故友以求全李大钊身后事。由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发起，每人捐款20大洋，梁漱溟、鲁迅等人捐款50大洋，戴季陶捐款100大洋，陈公博捐款300大洋，汪精卫捐款1000大洋，为李大钊在北京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预留赵纫兰之墓地。4月23日，我党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办公祭并送葬。《晨报》4月24日报道：灵前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送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白眉初送挽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送无字布幛一付，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由刘半农先生敬书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惜乎不出数日，被军警破坏。

5月28日，赵纫兰病逝，被葬于李大钊之侧，鉴于上月所书墓碑已被军警破坏，刘半农先生再次为李大钊先生与赵纫兰女士书写墓碑，仅书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三年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女士为共产党员。

1933年4月26日，由瞿秋白先生执笔、鲁迅先生修改标题及部分内容并署名的杂文《大观园的人才》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开篇第一句：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这句话说的就是倚老卖老的吴稚晖，名为革命，实为民贼。

1933年6月18日，因长期协助共产党活动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加之九一八后批评国府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于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路口被蓝衣社（军统前身）特务暗杀。特务从四角对汽车射击，弹如雨下，司机当场身亡，杨杏佛身中三弹仍将杨小佛死死保护在身下，附近汽车行的外籍雇员贝柯克闻枪声赶来营救，总算是保下了杨小佛。杨杏佛先生一直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者，曾营救过被捕的陈赓、丁玲、廖承志等人。两日后，鲁迅先生不顾特务威胁，走出家门参加公祭，并送挽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据陈独秀表弟兼一生的追随者濮清泉后来回忆，消息传进监狱的高墙后，陈独秀托人准备了点酒菜，先斟满一杯酒，高呼：“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酹撒在地上。又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以“爱国情殷”为由，提前释放陈独秀。蒋介石以朱家骅为使，提议供给每年十万元，由陈另行组党并出任劳动部长，被陈言辞拒绝。

1937年9月10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 提出了对陈独秀等人的原则：“ (甲 ) 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 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 (乙 ) 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 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 (一 ) 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 (二 )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三 )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 (丙 ) 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 可以考虑。早在1932年，因托洛茨基提出要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理论时，陈独秀就已经与托派远离。董必武作为中央特使劝说陈独秀写检查回归延安（王明回忆录中称当时中央已准备接纳陈独秀回归，具体不可考），但彼时王明等人已回国，秉承共产国际“肃托”旨意，又虑及陈独秀长期反“左，”在文化界、理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太高、革命资历太老，于是在报刊上诬其为“汉奸”、“日本特务”。陈独秀也虑及自己年龄太大、资格太老，回归了不仅无法为革命做贡献反而是党的累赘，于是拒绝。又因长期宣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自诩“世界主义”的托派开除。革命三十年，书生陈独秀最终回归书生。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各路要人聚集上清寺。据汪伪要人心腹、汉奸金雄白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馀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汪精卫后来投敌叛国某种程度上还有吴稚晖“这一拜”的功劳，不过汪精卫没想到的是，等他真的当了汉奸去“和平反共建国”了，吴稚晖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写了《《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 二等娟妓而甘之》一文痛斥汪精卫。汪精卫固然丑恶，吴稚晖似乎也不能例外。

1938年7月，陈独秀避居重庆江津，靠朋友接济和为报纸撰稿为生。抗战军兴，民力维艰，昔日老友或困顿如斯或闭门不纳，陈独秀一家也是果腹甚难。叛党的张国焘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委托，多次前来馈赠巨款，均被拒绝。

1939年1月17日，李大钊挚友钱玄同在北京因脑溢血逝世。抗战军兴后，北平诸多大学南迁，钱玄同因肺结核不良于行，留在沦陷区为了守护北大与日寇斗智斗勇。因李大钊长女星华欲携带弟妹奔赴延安，钱玄同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并变卖李大钊昔日藏书，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多方奔走为老友尽最后一份心意后，终于病重逝世。三子秉穹，与同学游戏“桃园结义”，行三且体壮，故称“三强”，玄同闻之，大笑抚然，遂许三子改名“三强”，后留学法国，受教于诺奖得主小居里夫妇，为新中国两弹元勋

1942年5月27日，隐士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当地士绅百姓不顾特务压力，为其送行。吴稚晖欢欣送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上联称赞其学术成就但称其数典忘祖，正史不容，下联则说其跟阿Q一样，是个跳梁小丑罢了。倒是与陈独秀同为乡党，同为辛亥义士，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同为创党元老，同为革命献出两子一女，同在特殊年代远走江湖的高语罕送的一幅挽联评价精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同时也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49年2月24日，吴稚晖从广州避居台北，距当年与陈独秀闲聊不满22年，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

1949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特务副队长阎锦文在杨虎的指挥下营救出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即将解放，杨虎自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投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从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馆，到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历经半个世纪的亚东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鲁迅先生曾在《华盖集续编》中赞之为“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汪原放是汪孟邹之侄，由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这家小小的出版社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知名，但是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采用现代标点的古典小说、中山先生之《孙文学说》的最早版本、中山先生之《建国》杂志初发行、校对印刷《新青年》（《新青年》是群益书社出资，校对印刷以及合订本的版权均归亚东）、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向导》等等，瞿秋白先生的手稿也由汪孟邹保存至建国后上交国家。同年，这位近代史上丝毫不逊于张元济的出版家汪孟邹在郁郁中去世。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骨灰撒入金门海域，蒋介石送匾额“痛失师表”，立半身铜像一座，该铜像于蒋介石逝世后陪祀于中正纪念堂。

1955年12月，潜伏上海6年有余的刽子手王振南被发现，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

1958年，杨虎长期不满自己的待遇，加之大饥荒初现，海峡对岸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于是写信与蒋介石，称此时绝佳时机，自己可充内应，托日侨带出。此信于海关被截获，法庭上杨虎仍是十分嚣张，矢口否认，铁证如山之下，被判死缓。1963 年2 月，念其年老，抗战和营救民主人士有功，改判无期徒刑。1966 年3 月在 北京复兴医院病故。

1963年，因吴稚晖百年诞辰，立连基座达四米以上铜像一座纪念，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建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该像于次年落成。

1988年11月19日，吴稚晖铜像因政治气候变化，以阻碍交通之名义拆除，另行安放于台北士林至善公园，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人吴伯雄声称“不拆除圆环反而使伟人铜像背着交通混乱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圆环能改善交通就该去做”。于是拆除了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铜像以及相应的吴稚晖铜像。

2009年2月23日，原陪祀于中正纪念堂的吴稚晖半身铜像回归江苏武进故里。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陈独秀纪念馆于故乡安徽安庆开幕。